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

台灣最近很紅的電視劇——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，我看了。
偶然跟朋友聊到，大家略顯訝異地說，你有看哦？為什麼沒有寫？
（哈哈哈哈，我是有多愛寫？！）
沒寫，是因為本劇給了我很多層面的省思和啟發，沒時間沉澱整理，加上也覺得自己的文筆不足以襯托它的好。
還沒看的朋友，去找來看就是了。
這幾天也跟兩位朋友推薦這部劇，都是聊到一些自身狀況時，覺得本劇可以給他們帶來一些啟發，就推薦了。
當年鄭捷在捷運隨機殺人後，在新聞畫面看到他的父母下跪道歉，心裡特別難受。
本劇也對劇中的隨機殺人犯李曉明犯案後，其一家人的生活變化作了一些刻畫。
其中一幕是他的母親幫他妹妹改名換證，希望女兒能逃離社會輿論，獲得重生時，哭著說，如果這個家真要有人死，死三個就好了！
看得心裡戚戚的。
加害者犯的罪行，毀的不只是受害者的天倫之樂，還包括自身近親的一生。
但帶來毀滅的，不只是加害者的罪行，還有媒體炒作新聞的生態、社會的輿論，以及網路上的鍵盤判官。
到最後，誰是加害者，誰是受害者，界限漸漸模糊。
本劇的哭點很多，但讓我哭最慘的一幕，是李曉明被倉促槍決後，其辯護律師的一番肺腑之言——
“我是他的辯護律師，我沒有收到通知，我相信他的家人也沒有收到通知，可是新聞媒體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去拍耶。為什麼不讓他跟他的家人見最後一面呢？我不懂。這合法嗎？合理嗎？合情嗎？”
“他真的該死，他殺了人就應該死，可是不代表民主法治要跟著一起陪葬。”
“大家都希望他死，輿論媒體也希望他死，但是民主法治是用來討好人民、討好媒體的嗎？”
“他殺人，他應該要死。他生病了，他生病了……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，他死了以後就再也沒有人知道了。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要靠殺人，他要靠殺人才可以撫慰人心、保障我們的安全。”
“就算真正該死的人吧，他也應該跟我們有一樣的人權，這是人人生而平等、均等的權利。”
一個殺人犯的人權，不是免死，而是他應該被給予機會，向家人懺悔、向受害者懺悔，甚至是跟自己和解。
在這個時代裡，一場悲劇發生後，所有無關緊要的人，都應該學習閉上嘴巴，把時間和空間留給事件的直接關係人。
本劇的另一條故事線——因為母親的不認同、女友輕生、電影夢不順遂而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房思聰，挾持社工宋喬平時被社工安撫後問：“為什麼是我？”
社工回答說：“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！”
人生所有的苦痛，本意都不是要絆倒我們，如果我們能夠擁有面對的勇氣，就能跨越然後茁壯。
說到底，每個扭曲的靈魂，都因為心裡有個受傷的小孩。
多一點呵護、多一點關懷、多一點同理，或許悲劇就會少一點。

寫於臉書 9/5/2019